何去何从 - 读中国当代名人政要访谈评述集 一

李光耀在他的自传性问答回忆录《李光耀观天下》里面曾经颇玩味的写道“中国是永远不可能形成一人一票的民主制度的,这和中国五千年的传统相悖”;“人民期望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好像只要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国家才会稳定,中央政府软弱,国家就会陷入混乱”;“连中国人自己也不相信十三亿人可以通过一人一票选出国家主席,这行不通……民主制度并非什么灵丹妙药,中国若是民主国家,就无法取得今天的成就。”诚然,李光耀先生本身就是东亚传统的强人政治体系的代表人物之一,铁腕镇压共产势力,隐形一言堂,人民也习惯了在这种政治重压下享受着优渥的生活,拼命地拼凑起“新加坡人”的自我认同。但是强人政治终究是会走到尽头的,“权利滋生腐败,绝对的权利绝对会滋生腐败“(Lord Acton, 1887)。

强人政治向常人政治的转变在任何社会都是十分平常且必要的的。拿中国举例,大体认为现代中国在建国后经历过两个重要的阶段,或者说是转型,第一次是现代化转型,在这期间我们希望建立了独立的「民族国家」的国家形式,即所谓的「中华民族」,而且部分的将农业国民经济转变为工业化和社会化的国民经济,走向了所谓的“苏联式西化”,然而毛泽东主导的阶级斗争思想和计划经济体制并没有在建国后的三四十年达到所谓“赶英超美”的程度,甚至在1959年收成甚好的年景由于内部管理的混乱产生了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家长式”的全能政治制度交下了一份惨淡的答卷。第二次就是邓小平主导的改革开放,甚至到了改革开放近四十年后的今天,我们仍然可以说在享受着改革开放的红利,也可以说是“后邓小平时代”的福利。

改革开放对于经济层面上的改变是显著而又清晰的,但是政治改革却乏善可陈,不匹配的上层结构建筑和经济结构滋生了寻租和权利腐败的空间。邓小平时代建立了初步的市场经济体制,虽然不完善但已经超前相对几乎停滞不前的政治改革太多。“如果说,毛泽东时代是「极权政治加统制经济」,那么,邓小平时代建立起来的是「威权政治加不完善的市场经济」”,这个制度最大的问题就是社会不公平,更简单点来说就是改革的代价承担和对改革的收益分享错位。收益最大的是各级掌权者及其亲属和朋友,按照彭博社的说法,就是红色贵族们(red nobility),收益较小的是工人阶级,农民和普通的知识分子。而对改革的成本和风险的付出,后者却比前者大得多。城乡改革、农民工进城、户籍制度、计划生育、一系列的改革平摊在了普通老百姓身上,却鲜有红色贵族为其买单。

当今,中国人不得不面对的两个现实:权利没有被制衡的上层建筑,资本没有被驾驭的经济基础。这两个现实引发两个尖锐的矛盾:官民矛盾和劳资矛盾。在现今的制度下,权利的贪婪和资本的贪婪是恶性结合,这是当今中国一切社会问题的根源。邓小平不是没有看到问题,「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遗憾的是,结束南巡,经历过「六四」的邓小平,并没有兑现政治改革的承诺。每年六四时节,在香港都会有纪念当年学潮的集会,可惜当时或义愤填膺或心怀鬼胎的学生们,可能都料不到自己已经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幕后的既得利益者笑着瓜分了改革未成熟的果实,也埋葬了新中国政治改革的第一次曙光。邓小平在胡耀邦、赵紫阳分别下台和六四结束后,再也无心推行既定的计划,转而维稳和寻找下一任接班人。即使是邓公那样的人物,也无法不受到环境和限制,进而无法完全推行自己的意志。

近四十年的改革开放虽然并未对政治改革带来大的突破,但政治上也有重要的进步:一,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为经济建设为中心;二,废除了地,富,反,坏,右等政治身份,各类人政治上一律平等;三,废除了领导干部终身制;四,由家长式的「全能政治」转变为共治式的「威权政治」,由一个人说了算变为集体负责制;五,中央和地方分权,地方有了相对独立的利益,有相对独立的事权和财权;六,意识形态的控制比毛泽东时代有所松动。以上这些使得中国人的自由度也比过去大大地提高了。「后邓小平时代」的中国,改革还在继续,但改革不像当初,由怀有理想主义的政治家推动,而是由二十多年来形成的各种社会力量的合力推动。最高统治者不再是战争年代造就的政治强人,而是靠机遇、性格、才能、品质走入最高层的普通人。

常人执政既不能违抗社会合力,又不能由强势群体左右中国的发展方向,这是常人政治的困境。一方面“常人”通常不敢违逆「社会合力」,其中强势群体有着较大的话语权,一方面又不能让这股势力失控。在一个民主的整体中,民主力量可以制衡强势群体,就好像一战之前的美国其实希望保持中立态度,甚至对德国在欧洲中的崛起呈同情态度,而当德军一路高歌猛进,即使是强势如美国政府也无法忽略国内高涨的抗德情绪进而出兵干预。然而根据研究,今年来美国国策收到普通人的影响逐年降低至几乎为零,而高收入群体(强势群体)对政策的影响却越来越大。这还是在公民意识和个体意识极强的美国,在专制制度盛行的中国,常人政治似乎更难从民意中获得应有的对强势群体的抗性。李慎之总结了中国专治制度的特点:

  1. 资格老,两千两百多年的历史,没有那个国家可以与之相比。
  2. 「政教合一」或是「政教混合」。
  3. 「政治伦理化」亦或是「伦理政治化」。“皇帝”是百姓的严父,中国人没有「公民」的觉悟,只有作为「子民」的顺从。这一点和李光耀对于中国的总结不谋而合。
  4. 「大一统」,「正朔」的概念强烈。
  5. 中央极权的官僚制度。
  6. 思想统制或愚民政策。
  7. 生命力特别顽强。

李慎之甚至断言「任何一个专治政府,只要把民众的怒火引到外国人头上去,它就可以压倒民众的民主要求而可以保住以致加强自己的统治」,「一直到近两年,我才渐渐悟到专治主义,奴隶主义的气息几乎弥漫在各色各样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只要一接触就会受感染而不自觉」,「中国要否定专治主义只有两条路:一条是制度改革,一条是进行启蒙教育……只有先实行制度民主化,然后再完成「子民」的「公民」化。诚然这种进程可能受了麦克阿瑟改革日本的影响,但中国未来民主改革的道路不可谓不崎岖。李光耀在他的书中给了邓小平极高的评价,认为邓公是他见过的政治人物中最为杰出者,同时也评价了习近平,认为其经历过风雨,很有智慧。私以为,未来中国的政治改革恐怕还是需要一位过渡性的强权人物出现,否则对强势群体和资本的驾驭将完全无法实现,只能在政治斗争的夹缝中谋生存而已,只不过到时,希望对新中国改革的期望可以战胜绝对权利的欲望,就像舍弃魔戒里最后那枚引得他人前仆后继的魅惑戒指。

#在一次和朋友的聊天中曾经被问及自己最想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如果完全不会受到限制的情况下,我思索甚久最后还是回到了最初的想法,「想让中国人活得更好,更有尊严」,想让这个中国变得更好,想让中华民族真正的屹立甚至挺拔于世界民族之林。「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这是范文正公的说法。更浅显的说法,是希望建设一个每个父母愿意骄傲地把子女送入本国大学就读而不用千方百计的远赴他乡,一个每位公民可以发自内心骄傲的认同自己的国籍,一个能对外来文化兼容并蓄,能对是非黑白有所分辨,能培养起独立的公民意识的新中国。诚然我们现在已经比一百年之前不知道好了多少,但这还远远不够,只要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仍然是这个星球上的主宰意识,建设一个更加平等,更加自信的国民主体的任务就永远不会结束。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万岁,万万岁!

-二零一八年一月九号 于佐敦,香港